二十岁的毛泽东：《讲堂录》中的那个少年
李子聿，皖北人，河南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。著有《驿路心灯——金水河畔谈历史人物》一书。近年来，从《毛泽东文集》《毛泽东年谱》等著作中，梳理出毛泽东同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百余则，如“今天通知明天要，只能是假报告”“天天叫下面报数字，官僚主义”等。
简 目
（一）劫后余灰《讲堂录》
（二）追慕圣贤豪杰
（三）崇尚朴实精神
（四）领悟文章大道
（五）与天地人奋斗
（六）开拓万古心胸
（七）“我是圣人的学生”
01 劫后余灰《讲堂录》
1913年深秋，湖南长沙。
谭嗣同的学生、留学日英德等国十年之久的杨昌济，应湖南省教育司之邀，归国为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同学讲课，主讲伦理学即修身课。
不要小瞧了这门课。几乎与此同时，蔡元培先生的《中国伦理学史》和《中学修身教科书》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该课内容既涵盖哲学、学术，也包括政治、道德等，在当时极受重视。
▲杨昌济(1871.4.21--1920.1.17)，又名怀中，字华生，湖南长沙县人，伦理学家，教育家。
听课的学生中，有一位身材魁梧、气度不凡，年届二十的湘潭才俊。他，就是毛泽东。
杨先生讲的认真，毛泽东记的也认真。
除《商鞅徙木立信论》外，写于1913年底的万余字的《讲堂录》，是目前已发现的少年毛泽东最早最珍贵的文字记录之一。
与公开发表的文章不同，听课笔记不全是自己的话。它们有的摘自古典文献，有的抄自先生的讲义或日记。《讲堂录》中的很多记录，都可以在杨昌济《达化斋日记》找到出处。
尽管如此，这些笔记经过了毛泽东本人的认真选择和整理，特别是那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，对他有所启发的，必定是毛泽东认可、赞同，甚至推崇的观点，足以反映他当时的思想倾向。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是不是毛泽东本人的话，就不是第一位的了。
重要的是，我们能从这些记录中，深切地感悟到，二十岁的毛泽东，他的头脑一刻也没有闲着。在他年轻的胸膛里跳动的，不仅有一颗滚烫的心，更有燃烧着的梦想，以及远大的抱负。
▲《建党大业》中的杨昌济先生 李雪健饰
古往今来，纵横万里，上下几千年，无数英雄豪杰，都在胸间脑海，逐渐养成了一种大境界、大格局、大情怀。借用左宗棠的话说，就是：“身无半亩，心忧天下；读破万卷，神交古人。”
杨昌济与毛泽东，这两位“四师”预科班（后并入“一师”）的新人，成了一对“模范”师生。而真实记录他们师生情谊，见证他们教学相长的，就是这几十页的《讲堂录》。
在那个遭遇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的时代，二十岁的毛泽东，能够遇到像杨昌济、徐特立、袁仲谦这些硕学鸿儒，是其人生之大幸。而我们今天尚能读到一百多前的《讲堂录》，也是一种幸运。
据考证，青年毛泽东曾有许多日记和笔记本送回韶山保存，后因社会动乱，大多被损。毛泽东少年时代的老师毛宇居，从即将被焚毁的文献资料中，抢救出了这本《讲堂录》。
《讲堂录》共记录相对独立的词、句、段四百余条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，当年毛泽东接触过哪些学者的哪些著作、哪些思想。
这对于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，应当是有所裨益的。
02 追慕圣贤豪杰
湖南近代多俊杰。湖南人注定要带领中国进入现代世界。
同治中兴，胡、曾、左厥功至伟；戊戌变法，谭嗣同、唐才常肝胆昆仑；辛亥革命，黄兴、宋教仁、蔡锷等，前赴后继，死不旋踵。
梁启超认为湖南可扮演中国萨摩藩的角色，蔡锷则自信满满：“湖南一变，中国随之矣。”
杨度创作《湖南少年歌》，诗中说：“中国如今是希腊，湖南当作斯巴达；中国将为德意志，湖南当作普鲁士。”
与他们一脉相承，杨昌济也曾把湖南比作中国的“普鲁士”、“鹿儿岛”，期望湖南能够带领中国走向现代与富强，诚所谓“湖南之昌，中国之兴”。
事实证明，这些都不是空想。
近代湖南贤哲的心中，一直存有这样一种理想，更有为实现这理想而付出实际行动的坚定信念。
▲《讲堂录》手稿
毛泽东在《讲堂录》中写道：“心之所之谓之志。”“理想者，事实之母也。”
理想要高尚，行动要实际。作为个体，既要“高尚其理想”，更要“立一理想，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”。（《毛泽东早期文稿（1912-1920）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，下同）
▲《毛泽东早期文稿(一九一二年六月-一九二〇年十一月)》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、中共湖南省委《毛泽东早期文稿》编辑组编，编入了目前收集到的毛泽东早期的全部文稿，包括文章、书信、诗词、读书批注、日记、纪事录、谈话、广告、报告、通告、启事、电文、章程、课堂笔记等，共计152篇;正编132篇，副编18篇。
此时的毛泽东，心中已经有了他期许的理想人格。
首先，他并不看重帝王。
“帝王，一代帝王；圣贤，百代帝王。”
进一步说，天子是有位之王，圣人是无位之王，都是万民之师；但是，天子仅为一代之王，而圣人则是百代之王。在这方面，帝王不如圣贤。
其次，他对圣贤与豪杰作了区分。
“有豪杰而不圣贤者，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。圣贤，德业俱全者；豪杰，歉于品德，而有大功大名者。”
这个总体上是王船山的观点，杨昌济作了进一步的演绎。
船山可以说是近代湖南的“精神教父”。无论是哪个流派，都是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船山衣钵。
圣贤是道德功业都达到极致的，可以囊括豪杰，而豪杰更侧重于功业方面，尤其是能够特立独行，“有独立心，是谓豪杰。”豪杰不一定都能成为圣贤，比如拿破仑。
再次，圣贤要忍得了孤独，耐得住寂寞，做到“独立不惧，遁世不闷。”
▲《讲堂录》内容1
《讲堂录》中有一大段来谈圣人，并且没有找到原始出处，大概是毛泽东个人的心得体会。
“圣人之所为，人不知之，曲弥高和弥寡也，人恒毁之，不合乎众也。然而圣人之道，不求人知，其精神惟在质天地而无疑，放四海而皆准，俟百世而不惑，与乎无愧于己而已。并不怕人毁，故曰举世非之而不加沮，而且毁之也愈甚，则其守之也愈益笃，所谓守死善道是也。”
我的理解，所谓的“圣人”，大抵是对自己认定的信念十分执着，可以质诸天地、鬼神、百世与自己的内心。众人不知道他，他也不求别人知道；众人诋毁他，他也不怕人诋毁；甚至别人越是诋毁他，他坚守自己的信念，反倒愈发坚定。
最后，毛泽东更重视圣贤的“传教”作用。《讲堂录》这样写道：
“为生民立道，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；为万世开太平，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。”“有办事之人，有传教之人。前者如诸葛武侯范希文，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。宋韩范并称，清曾左并称。然韩左办事之也，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。”
后一段话的流传范围很广。
毛泽东将古今伟人分为三种：办事之人、传教之人、办事而兼传教之人。在他看来，圣贤是传教之人，王侯将相则是办事之人，在思想上是为圣贤“打工”的。
而毛泽东心中的理想人格，必定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，就是不仅要有卓著的功业，更须有长远的精神思想。
毛泽东的挚友萧子升曾对他说：
“杨先生教我们人格修养的原则，其中头一个便是‘远大’。他说‘远大’的意义，便是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应该放得远，目标应该放得高。一个人应该不断想到超于平庸的某些东西。
我一直没有忘记他所讲的那一课，当时那话嵌进了我的心灵。对我来说，这些话实在意义深远。”
对此，毛泽东深表赞同，认为：“对极了，确实对极了！”（萧子升：《毛泽东和我的游学经历》）
评判历史人物，最基本的一点，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，这也是辩证唯物史观的应有之义。
▲《讲堂录》内容2
《讲堂录》写于1913年，距离中国共产党成立还有八年时间。那个时候的毛泽东，对于何谓马克思主义，何谓唯物史观，还所知甚少。他的历史观，总体上还应当是一种英雄史观。
直到1915年，毛泽东在写给萧子升的信中，还这样说：
“一朝代之久，欲振其纲而挈（qiè）其目，莫妙觅其巨夫伟人。巨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，将其前后当身之迹，一一求之至彻，于是而观一代，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。”
毛泽东把“巨夫伟人”当成一朝代的代表，而这一朝代的历史，只不过是他们的“附属品”。这就是典型的“英雄史观”。而所谓“巨夫伟人”，不过是圣贤豪杰的另一种表述罢了。
据毛泽东自己所说，他报考师范学校的初衷，那时候的理想很实际：系统地接受师范教育，以期将来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学教员。
此后的历史发展，不容许毛泽东成为一名小学教员。又或许，经历了大师级人物的点拨，他的志向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。但是，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上，毛泽东无疑又是最合格的“教员”。
在江西中央苏区，他为学员讲授“苏维埃运动史”；抗战时期，他经常到延安的一些高校讲党课，还在“抗大”开设了“辩证唯物论”课程。陕北公学的干部见到他就说：“教员，给我们讲讲形势吧！”
他很喜欢这个称呼。
试问，新中国的元帅、将军，总理、部长，书记、省长，哪个不是“毛教员”的学生呢？
据《毛泽东年谱》“1970年12月18日条”，毛泽东会见斯诺。在谈到“四个伟大”（伟大导师，伟大领袖，伟大统帅，伟大舵手），毛泽东说：
“什么‘四个伟大’，讨嫌！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，只剩下一个Teacher，就是教员。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，现在还是当教员。其他的一概辞去。”
即便是“四个伟大”，也是把“导师”放在首位，至于“教员”，不过是个俗称罢了。
03 崇尚朴实精神
近代的湖南学人，对曾国藩、谭嗣同的道德功业和文章推崇备至，多认曾氏为理想的行动型人物，而谭氏则为哲学家典范。
实际上，两人的共同之处在于，都是学有根基而颇具行动能力的榜样。
这种认识情绪直接感染了毛泽东。
▲《讲堂录》内容3
在《讲堂录》的开头，毛泽东就记下了有关曾国藩日记的内容：
“涤生日记，言士要转移世风，当重两义：曰厚曰实。厚者勿忌人；实则不说大话，不好虚名，不行架空之事，不谈过高之理。”
随后，他又对“不行架空之事”与“不谈过高之理”作进一步阐释，比如，怎样是“不谈过高之理”？即：“心知不能行，谈之不过动听，不如默尔为愈。”
做不到的就不说，沉默也有它的价值。
毛泽东提倡一种“实意做事，真心求学”的“真精神”。认为：
“谨言慎行即是学。古者为学，重在行事，故曰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
在我的心中，做事与读书相较，做事优先于读书；如果能做事，首先应该去做事，读不读书并不那么紧要。工作以来，我把读书当成是非职业的兴趣，是工作之外的一种乐趣，也是一种缓解工作压力的方法。毛泽东反对关起门来死读书：
“闭门求学，其学无用。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，则汗漫九垓（gāi ），遍游四宇尚已。”
从《讲堂录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为毛泽东所推崇的，大多是朴实而有经世之用的学问。比如，他认为：
“唐荆川、郑端简所讲求皆有用之学，而能见之于事实者”。“著书存者，以其实也。”“《通典》《通考》《通志》三通，士人必读之书，典章制度礼乐兵农诸如此类，详考而详断之，甚有用之书也。”
我的朋友周计伟以为，读书应“不碍于办事”。他“直觉地”感到，“读书的陶冶”与“办事人的性格特征有潜在的冲突”。我认为是点到了读书人的痛痒处。秀才造反，三年不成，说的正是读书人的无用。
实则这层意思，郑板桥表达得更为清晰。他说，大丈夫应以立功天地间、“字养生民”为正事，写字作画，俗事耳。
郑板桥以王维、赵子昂为例，认为“不过唐、宋间两画师耳！试看其平生诗文，可曾一句道着民间痛痒？设以房、杜、姚、宋在前，韩、范、富、欧阳在后，而以二子厕乎间，吾不知其居何等而立地矣”。（《板桥家书·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》）
这道出了历史真实的一面。古往今来所谓立言做学问的大家名士，与那些一心办事的人，究竟谁更值得后人敬仰呢？
不仅做大事如此，做小事也不能疏忽。《讲堂录》中写道：
“人立身有一难事，即精细是也。能事事俱不忽略，则由小及大，虽为圣贤不难。不然，小不谨，大事败矣。……敬事，克勤小物，躬行，断字积字数义，立身之本也。”
这不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吗？
读书人最容易犯的毛病，一是好为人师，二是眼高手低。后者的表现，往往就是说大话、空话，道理一大堆，但做任何具体事情，哪怕是一件小事，也不能做好。所有读书人都应当引以为戒。
曾国藩在进剿太平军时，奉行稳扎稳打的策略，步步为营，结硬寨，打呆仗，这种务实的精神，最能体现他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战略战术的行动家风范。
受杨昌济影响，毛泽东认真研读曾国藩的日记、家书，以及曾氏所编纂的《经史百家杂钞》。《讲堂录》摘抄了许多曾氏的见解观点。如“《圣哲画像记》三十二人”、“曾文正八本”等。
他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，直言对于曾氏的钦佩：
“愚于近人，独服曾文正，观其收拾洪杨一役，完满无缺。使以今人易其位，其能如彼之完满乎？”（1917年8月23日）
随着毛泽东接受了更多的新思想新知识，他对曾国藩的评价也有所改变，这是后话。
04 领悟文章大道
对于自己的治学路径，毛泽东有过规划，即“先业词章，后治百科”。
在刚入“四师”学习时，毛泽东对自己的文章，是有些自负的，以为学到了梁启超时文的风格。但他的国文老师袁仲谦先生，并不喜欢这种华而不实的新闻体。
一开始，毛泽东并不理解。为此，两人还闹了不快。
袁仲谦是晚清举人，博学多识，笔力雄健，时常教导学生多读唐宋古文，尤其是韩愈的作品。
袁氏认为，韩愈是忧国忧民的典范，学问笃实，道德高尚，且知行合一，敢作敢当。文如其人，他的文章和人品一样，颇有圣贤气象。
▲青年毛泽东
毛泽东很能听进老师的话。尽管他生活拮据，还是购置了一部宝庆版《韩昌黎诗文全集》。只是这个版本校勘不佳，文字多有讹误，毛泽东就借来袁先生批注过的善本，仔细进行校对。
根据学友周世钊的回忆，毛泽东读韩愈集，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，而且能够独立思考，形成自己的观点。
从词汇、句读、章节到全文意义，首先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，进行了解、领会，使其达到融汇贯通的地步。
不但注意它的文字技巧，更注意它的思想内容。凡是他认为道理对、文字好的地方，就圈圈点点，写上‘此论颇精’‘此言甚合吾意’等眉批；认为道理不对，文字不好的地方，就划×划杠，写上‘不通’‘此说非是’等眉批。
他不因为这是‘文起八代之衰’的古文大师韩愈的文章，就不问青黄皂白地一概加以接受，却要在同一个人的作品中认真深入地分辨出它的是非优劣，以期达到吸取精华、吐其糟粕的目的。（李锐：《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》）
从《讲堂录》来看，毛泽东在1913年底，着力最多的，就是袁先生的国文课。这本笔记的后半部分，主要是潜心研读韩文的实录，涉及韩愈的诗、赋、论，有十多篇。不论正文，还是注释，甚至一字一句都作了笔记。
毛泽东的文章，议论纵横、气势磅礴，受韩愈影响很大。从《毛选》的部分文章中，不论是词语借用，还是句法、结构，可以明显感受到二者的传承。
除此之外，毛泽东还记录了一些有关文章写作的段落。
“文章须蓄势。河出龙门，一泻至潼关。东屈，又一泻至铜瓦。再东北屈，一泻斯入海。当其出伏而转注也，千里不止，是谓大屈折。为文亦然。”
这是拿黄河走势来比喻文章的气势，很形象，也很恰当。文贵奇崛，匠心独具，文似看山不喜平，含蓄、曲折、蕴藉，才有味道，才耐读。
毛泽东的文章，都是大手笔。文史大家高亨1963年曾经作《水调歌头》词，头几句写道：“掌上千秋史，胸中百万兵。眼底六洲风雨，笔下有雷声。”
这一点，梁衡在《文章大家毛泽东》一文中的论断，最为精准到位：
毛泽东说，革命夺权靠枪杆子和笔杆子，但他自己却从没拿过枪杆子，笔杆子倒是须臾不离手，毛笔、钢笔、铅笔，笔走龙蛇惊风雨，白纸黑字写春秋。那种风格、那种语言、那种气派，是浸到骨子里，溢于字表、穿透纸背的，只有他才会有。
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，青史不绝，佳作迭出。向来说文章有汉司马、唐韩柳、宋东坡、清康梁，群峰逶迤，比肩竞秀。毛泽东算一个，是历史群山中一座巍峨的高峰。
与其说毛泽东重视文章，不如说他看重的，是文章经世治国的作用。他的读书，并不是消遣娱乐；他写文章，也不是附庸风雅。
同样，他研究理论，学习哲学，也不是要成为理论家、哲学家，而是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。
▲毛泽东《讲堂录》单行本
《讲堂录》有一条说：
“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不同。儒者之文清以纯，文人之文肆而驳。”
毛泽东的文章，既不是儒者之文，更不是文人之文，而是梁衡所谓的“政治家之文”。
政治家并不打算以文为业，只是由于环境、经历，造成他们的内心积累甚多，如待喷的火山，不吐不快，借文章的形式表达出来。
贾谊的《治安策》、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、魏征的《谏太宗十思疏》、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等，都可谓政治家之文的典范。
对于《毛选》，我们也应当这样来看待。根据《毛泽东年谱》“1964年3月24日条”，毛泽东向薄一波、李先念等人说：
“《毛选》，什么是我的？这是血的著作。《毛选》里的这些东西，是群众教给我们的，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。”
从《毛选》的目录看，毛泽东给文章起的标题，都是很醒目而吸引人的。《讲堂录》中就有不少相关的记录：
“列题贵有笔势。”“题须简要，故善诗者不必观其诗，即于列题焉观之，必有不同者矣。”“题似窍，窍得则用神入内，奇理自辟。”
《毛泽东早期文稿》收录了毛泽东1912年至1920年的文章。《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，建设许多的中国，从湖南做起》、《湖南受中国之累 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》、《“湖南自治运动”应该发起了》、《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》，等等。
这些文章标题，都很明确地展示了文章的核心观点，让人一目了然。
对此，毛泽东后来做过系统的阐述，提出明确的要求：
“一切较长的文电，均应开门见山，首先提出要点，即于开端处，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（现代新闻学上称为‘导语’，亦即古人所谓‘立片言以居要，乃一篇之警策’），唤起阅者的注意，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，不得不继续看下去。”
直到现在，一切优秀的公文，都还坚持着这个写作风格。可以说，这个规矩，是毛泽东立下的。
05 与天地人奋斗
文明其精神，野蛮其体魄。
毛泽东曾向好友张昆弟言：“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，事未有难成者。”（《张昆弟记毛泽东的两次谈话》）据《毛泽东年谱》“1916年12月9日条”，毛泽东在“一师”期间，依季节变化而进行各种体育活动，这既锻炼了身体，也锻炼了意志。
毛泽东曾在日记本上写道：
“与天奋斗，其乐无穷！与地奋斗，其乐无穷！与人奋斗，其乐无穷！”
这本是“奋斗自勉”的话，却被人有意无意地篡改掉一个字，语意全变。它们绝不应被狭隘地理解为政治斗争，而更在于提倡一种乐观向上的奋斗精神。
杨昌济在修身课第一讲开篇，即提到了“戒懒”“奋斗”“朝气”“药文弱”“勤务”等。《讲堂录》对此作了详细记录。
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，懒惰为万恶之渊薮。人而懒惰，农则废其田畴，工则废其规矩，商贾则废其所鬻，士则废其所学。业既废矣，无以为生，而杀身亡家乃随之。
国而懒惰始则不进，继则退行，继则衰弱，终则灭亡。可畏哉！故曰懒惰万恶之渊薮也。
奋斗。夫以五千之卒，敌十万之军，策罢乏之兵，当新羁之马，如此而欲图存，非奋斗不可。
朝气。少年须有朝气，否则暮气中之。暮气之来，乘疏懈之隙也，故曰怠惰者，生之坟墓。
这些话现在读来，无不让人产生振聋发聩之感，真可谓“立懦起顽”。
1917年至1918年，毛泽东读德国哲学家、伦理学家泡尔生的《伦理学原理》一书，随手写下了万余字的批语。其中有几句话，很能表明他的读史兴趣。
伊古以来，一治即有一乱，吾人恒厌乱而望治，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，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。
吾人览史时，恒赞叹战国之时，刘、项相争之时，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，三国竞争之时，事态百变，人才辈出，令人喜读。
至若承平之代，则殊厌弃之。非好乱也，安宁静之境，不能长处，非人生之所堪，而变化倏忽，乃人性之所喜也。
这样说，不是他喜欢乱世，而是喜不喜欢，乱世都是真实历史之一部分。并且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“兴亡之际，此时容易看出问题。太平时代反不容易看出。”
通俗地讲，克服惰性，就是要尽量摆脱那些暂时让你感到舒服的事情，怎么才能让自己感到不舒适，就怎么来。
时常找点让自己感到困难或不舒服的事情，实在是克服惰性的最佳途径。
以读书为例。一般情况下，读经典要比读通俗小说更为艰难，但实则读经典的收获更大。
读过书后放置不管，当然要比费心费力作读书笔记，更为舒服，但长此以往，读过的书很快也就忘记了，并不曾在自己的大脑中留下深刻印象。
通常来说，读书往往是一种愉悦地享受，而写作的过程，就像是某些哺乳动物的反刍，需要提炼、反思，反复咀嚼，有时是比较痛苦的。但是，如果不能用自己的语言系统地写出来，那些才获得的知识就很难说是自己的。
这是个十分浅显易懂的实例。只是为了说明，人的惰性无处不在，而克服惰性永无止境。
克服的惰性越多，人就越有可能走向成功。
06 开拓万古心胸
南宋陈同甫有句名言：“推倒一世之智勇，开拓万古之心胸。”（《甲辰答朱元晦书》）睥睨天下、豪气干云。
此种境界、格局与魄力，唯毛泽东足以当之。
毛泽东在《讲堂录》中有如下的记录：
“我之界当扩而充之，是故宇宙一大我也。”
“孟子曰：体有贵贱，有小大。养其小者为小人，养其大者为大人。一个之我，小我也；宇宙之我，大我也。一个之我，肉体之我也；宇宙之我，精神之我也。”
孟子有言：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对于孟子的“大人、大我”之说，杨昌济在日记中还有一番妙论：
“所见大则所志大，所志大则所学大、所思大、所为大，斯为大人矣。所见小则所志也，则所学小、所思小、所为小，斯为小人矣。”
一个人所拥有的识见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志向，而志向又直接影响到学问、心思与作为，以及最终能否成长为“大人”。
从“小我”到“大我”，从“肉体之我”到“宇宙之我”，而“宇宙之我”就是“精神之我”。
对此，杨昌济的日记阐释得更为明晰：
“人之心非他，即天地之心也。”
“天地万物，以吾为主。”
“学者必以吾心为主，用吾心之灵，以通天地、通古今而取其中。”
“宇宙便是吾心，吾心即是宇宙。”（陆九渊语）陆王心学都比较推崇孟子，杨昌济同样如此。
我们常说，青年毛泽东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。通过阅读《讲堂录》，我们更可知晓，他是经由怎样的途径接触到心学的。
毛泽东在《伦理学原理》的批语中还有这么一段：
“盖我即宇宙也……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，可畏者惟我也，可服从者惟我也。”
▲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毛泽东题词：“要做人民的先生，先做人民的学生”
据考证，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，曾写过一篇名为《心之力》的文章，备受赞誉，但至今尚未发现。网上一度也曾流传过《心之力》的版本，无从证实。
我们能读到的这篇《心之力》，其中有几句话说：
“天之力莫大于日，地之力莫大于电，人之力莫大于心。阳气发处，金石亦透，精神一到，何事不成？苟其公忠体国，百折不回，虽布衣下士，未始无转移世运之能也。有志之士可不勉哉！”
即使整篇《心之力》是伪造的，这几句话却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。它们出自于杨昌济在1898年所写的《达化宅日记》，曾发表在1903年5月出版的《游学译编》第8册。
也就是说，伪造这篇文章的人，是下了功夫的。毛泽东本人，在当时必定读过老师的日记选抄。或许，毛泽东的《心之力》，正是受老师日记的启发写成的。
纵观史乘，那些取得伟大成就的俊杰，无不是在年轻时，就胸怀宏大抱负。
1915年4月，年仅十七岁的周恩来写了一篇《尚志论》。文章以“立功异域，封万户侯”的班超，以及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的诸葛亮为例，批判那种“志在金钱者”和“志在得官者”，提倡“立志者，当计其大舍其细，则所成之事业，当不至限于一隅，私于个人矣”。
毛泽东、周恩来之所以能够成为党和国家历史上“珠联璧合”的伟人，与他们早年所具有的豪迈胸襟、所立下的远大志向，应当是分不开的。
但是，仅有胸襟与志向还远远不够，还要有舍身取义、杀身成仁的勇气与担当。《讲堂录》继续写道：
“毒蛇螫手，壮士断腕。非不爱腕，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。彼仁人者，以天下万世为身，而以一身一家为腕。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，是以不敢爱其身家。身家虽死，天下万世固生，仁人之心安矣。”
这完全是杨昌济日记的原话。
当1898年杨昌济写下这段话时，他是有感而发。他的良师益友谭嗣同，正血溅菜市口。他对这种“圣徒”一般的牺牲精神，实在感佩至极。
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毛泽东在抄录这番话时，不仅想到了谭嗣同，在他的脑海中，应该还有两年前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，当然包括林觉民。
“吾至爱汝，即此爱汝一念，使吾勇于就死也。”“吾充吾爱汝之心，助天下人爱其所爱，所以敢先汝而死，不顾汝也。汝体吾此心，于啼泣之余，亦以天下人为念，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，为天下人谋永福也。”
这篇句句是爱、句句又是血的《与妻书》，哪个读了，不深受触动？这不就是牺牲一身一家，来换取天下万世的平安吗？
在革命战争年代，毛泽东的家庭，先后有六位至亲牺牲了宝贵的生命。无数先烈以血肉之躯，为国家和民族杀出了一条生路。这个国家才走出了中世纪，大步走向新时代。
这才是开拓万古之心胸。
07 “我是圣人的学生”
杨昌济因祖籍湖南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冲，被人尊为“板仓先生”，是清末民初真正学贯中西的大家。
当杨昌济于1913年归国时，他先是谢绝了湖南督军谭廷闿让他接掌省教育司的邀请，后又拒绝担任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校长一职。（裴士锋：《湖南人与现代中国》）
他归国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要重振湖南教育，用心教育出新公民，为新国家打下人才基础。他感到，出任政府公职，难免会分散他的精力。
杨昌济始终把教导湖南有志青年作为首要职责。
他不遗余力地向学生们推介曾国藩、胡林翼、谭嗣同等湖南先贤，引导青年树立豪杰之志和远大理想，最好是能够集将领、教员及学者的角色于一身，开创湖南乃至全中国的新天地。
除翁同酥外，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“帝师”，大概非杨度莫属。但他独享盛名之累，却有些名不副实。袁世凯乃世之枭雄，焉能事事听命于一个青年书生？
杨昌济所遇到的情况大为不同。
毛泽东、蔡和森等，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，书生意气。他们的三观正在成长过程中，具有很强的可塑性。
此间，杨昌济得以发挥他“润物无声”的影响。
第一师范的学生们，尊称杨昌济为“孔夫子”，他的人格及思想，给青年学生以很大的人生启迪。
当1918年毛泽东、蔡和森等人成立革命团体“新民学会”时，21人中有20人都是杨门弟子。即便是罗章龙，也经常去杨昌济家请教。可以说，杨昌济是早期新民学会当之无愧的“精神导师”。
由于杨昌济在中共成立前一年英年早逝，我们无法推知，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后，他将如何继续发挥他的影响力。但是，从他对新民学会的支持态度看，他必定是热切地盼望自己的学生们，敢于去拥抱新的主义与理想的。
后来，已然成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说，“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”，自己的政治思想是在杨先生的指导下形成的。
而在当时，杨昌济对这个“农家异材”就十分看重，不仅将自己的独生女儿嫁与他，还对他关爱提携有加。
离开“一师”后，杨昌济受蔡元培先生之邀到北大任教。病重之际，他给好友章士钊写信，恳切举荐毛泽东、蔡和森两名学生，信中写道：
“吾郑重语君，二子海内英才，前程远大。君不言救国则已，救国必先重二子。”
不久，多名新民学会会员欲赴法勤工俭学，但苦于资金不足，毛泽东向章士钊求助。章士钊兑现了自己的承诺，将募捐到的两万银元交给了毛泽东。
这才有了后来的中共旅欧支部。
历史是如何发展的，我们已然知晓，无需赘言。
“欲栽大木柱长天”，这是杨昌济毕生的追求。
“我算贤人，是圣人的学生。”晚年的毛泽东并不认为自己是圣人，而只认为自己是贤人。（《毛泽东年谱》“1971年11月20日条”）
尽管毛泽东此处所说的“圣人”，点了名的，只有一个鲁迅，但鲁迅对他的影响，究竟有限，而杨昌济的教诲，却早已深入骨髓。
这一点，不言自明。
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，我们再来阅读党的创始人所留下的这本《讲堂录》，感悟杨昌济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，一切都似乎有了恰如其分的注脚。
子聿
2021年元月8日
本期编辑:邱瑞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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